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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敬之對中國新文學的杰出貢獻

發布時間:2020-03-26 15:02:36 來源:中國訪談網 責任編輯:陳欣 閱讀量:
賀敬之出身貧苦農家,同底層勞動者的心貼得很近,從他一步入革命圣地延安,踏入文學殿堂始,在“魯藝”就立下誓言:“我們高舉‘魯迅’的火把/走向明天/用詩和旗幟/去歌唱/祖國青春的大地!”(《不要注腳——獻給“魯藝”》)在延安的歲月他逐漸樹立了“為人民而創作”的思想

——在中國新詩百年研討會上的發言

華中師范大學 張永健

 

賀敬之近照(張龍飛攝)

年輕時的賀敬之與夫人柯巖

賀敬之同志是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成長起來的尚健在的老一輩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在延安艱苦的歲月里涌現出來的人民詩人、人民戲劇家,他是冒著硝煙、冒著戰火,伴隨著“翻身”的“喜兒”,唱著《南泥灣》和《翻身道情》而跨入工農當家做主人的新中國門檻的文藝工作者,他是一位始終同劉胡蘭、黃繼光、董存瑞、雷鋒、王杰、向秀麗、焦裕祿等從工農勞苦階級涌現出來的英雄人物站在一起的、為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奔走呼號的熱情的歌者。他創作的優秀作品《白毛女》、《南泥灣》、《回延安》、《放聲歌唱》、《雷鋒之歌》,被人們譽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當之無愧的經典之作,鼓舞和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人”[1],縱觀他艱辛而璀燦的人生道路和文學道路,他對中國文學,特別對五四以來近百年的中國文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是始終堅持文學社會主義方向的旗手。

(一)始終踐行、捍衛毛澤東同志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路線。

賀敬之出身貧苦農家,同底層勞動者的心貼得很近,從他一步入革命圣地延安,踏入文學殿堂始,在“魯藝”就立下誓言:“我們高舉‘魯迅’的火把/走向明天/用詩和旗幟/去歌唱/祖國青春的大地!”(《不要注腳——獻給“魯藝”》)在延安的歲月他逐漸樹立了“為人民而創作”的思想,他早期的詩歌中就寫了王嬸子、夏嫂子、小蘭等貧苦農民的形象,并給予了深深的同情。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人民服務的觀點,文藝工作者要作群眾的先生,先要作群眾的學生的觀點,人民的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的觀點,文藝工作者要深入工農兵火熱斗爭生活去改造自己,去獲取創作源泉的觀點就逐漸在他的思想扎根,不論在戰火紛飛的年代,還是在和平建設的年代,不論是抗日戰爭時期,還是解放戰爭時期,不論是新中國成立之初“放聲歌唱”“激情燃燒”的歲月,還是在被審查被批判的“文革時期”,不論是在順利的時候,還是在逆境的時候,不論是受到贊譽的時候,還是受到批判或審查的時候,不論是在宣傳文藝部門掌權的時候,還是在離退休之后休閑的時候,不論是在“臺上”,還是在“臺下”,都始終如一的,堅定不移的在理論和創作實踐上貫徹執行毛澤東的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尤其在“文革”之后,他擔任黨的文藝宣傳部門的領導時,面臨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一方面做了大量的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如對胡風事件、對丁玲歷史問題審查等,一方面又旗幟鮮明的對違背“兩為”方針的各種傾向進行了耐心的行之有效的說服批評工作。這里,要特別強調的是他在1980年7月擔任中宣部副部長后,根據黨中央確定的精神,由鄭伯農同志執筆,由他主持討論修改,經中央領導同志審定后,同年7月26日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的文章:《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既繼承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完善了毛澤東的文藝為人民的思想,受到了文藝界和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直至現在仍是人們進行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的指南。新時期以來,社會主義文學所取得的成就,不能說和這篇社論沒有關系。他在團結、調動文藝界的一切積極因素,為創造“人民滿意”的文藝作品,為貫徹“兩為”方向、“雙百”方針寫了許多文章,發表了不少講話,做了很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對推動文藝向社會主義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他是毛澤東文藝路線的忠實實踐者,是杰出的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家、詩人和戲劇家。八十年代初中期,“資產階級自由化像一陣狂風,不少人心,如‘百草’為之‘偃’。在這種惡劣氣候之中,毛主席及其著作受到攻擊、非議,他的詩詞作品,也受到冷遇。”[2]此時,賀敬之繼詩人臧克家之后,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至今,為大力倡導、普及、推廣深入研究毛澤東詩詞團結海內外的熱愛毛澤東和毛澤東詩詞的學者、專家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全國乃至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1940年到延安至今,他是無數不忘初心,堅守信仰,始終堅持文學社會主義方向旗手中時間最長用力最多的一位旗手。

(二)開辟中國民族歌劇的新紀元。

現代舞劇、歌劇《白毛女》

歌劇《白毛女》喜兒扮演者彭麗媛

五四以來的歌劇大多受西方歌劇的影響,缺少民族特色。其人物多為上層社會的“少爺小姐”,勞動人民大多是作品中的配角,或者說衣服是勞動人民的,而面孔卻是小資產階級的,而歌劇《白毛女》卻以“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鮮明主題,第一次在中國戲劇舞臺上形象地展現了農民如何被“逼上梁山”、鋌而走險,“造反有理”、“革命無罪”的主題,第一次在戲劇舞臺上表現了中國社會,尤其是近百年來封建地主階級勾結帝國主義殘酷壓迫農民,農民忍無可忍投奔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進行革命反抗的真實現實,而且歌頌了人民革命的勝利,它是歌劇民族化、大眾化的典范,是中國現代歌劇具有劃時代意義里程碑式的紅色經典,它是“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集體創作的智慧的結晶,又是主要執筆者賀敬之人生觀、藝術觀和個人才華風貌的具體體現,當時,賀敬之年僅21歲?!栋酌返难莩鰣龃沃?,被改編為各種戲曲舞蹈形式之多,觀眾之多,在中外戲劇史上可以說是少有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應該說,賀敬之是開辟中國歌劇社會主義新紀元的無數旗手中最年輕的一位旗手。

(三)創造了中國新詩浪漫主義的又一高峰

縱觀20世紀百年詩壇新詩,群星薈萃,異彩紛呈,出現了眾多詩歌流派及其杰出的詩人歌手,其中以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的詩歌成績最豐,影響最大。

如果說五四時期郭沫若以其充滿創造精神的《女神》開創了中國新詩浪漫主義之先河,表現了中華民族吸納世界新潮流,勇于破舊立新,振興國勢的宏偉氣魄和磅礴氣勢,直至現在仍然閃耀著永不磨滅的破舊立新的詩意光芒,是矗立于中國現代新詩史上第一座光彩奪目的浪漫主義高峰。如果說抗日戰爭時期,產生在上海的田漢的《義勇軍進行曲》和產生于延安的光未然的《黃河大合唱》以高昂的浪漫主義精神表現了中華民族不畏強敵不屈不撓英勇頑強的斗爭精神,呼喊出了“把我們的血肉鑄成我們新的長城”的偉大號召,表現了“偉大而又堅強”的民族精神和“萬山叢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紗帳里/游擊健兒逞英豪”的英雄氣慨,是郭沫若《女神》精神的繼承和發展,是中國現代新詩史的又一光彩奪目的浪漫主義的高峰。新中國成立之后是一個萬象更新、百鳥朝鳳的嶄新時代,也是一個政治抒情詩大行其時的昌盛時代。何其芳的《我們最偉大的節日》、胡風的《時間,開始了》、艾青的《我想念我的祖國》、王莘的《歌唱祖國》、郭沫若的《毛澤東的旗幟迎風飄揚》、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強音》、臧克家的《我們終于得到了它》、嚴辰的《我們是光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人》、賀敬之的《放聲歌唱》、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綠原的《從1949年算起》等政治抒情詩歌唱祖國新生,歌唱人民當家作主人,歌唱共產黨及其領袖英明偉大的頌歌匯成了時代的大合唱, 其領唱詩人則是賀敬之和郭小川。他們的詩歌反映了50—60年代昂然奮發的時代精神,歌頌了中國人民戰天斗地建設祖國的宏偉業績和改造山河的英雄主義精神與追求美好理想的浪漫主義情懷,他們的作品是《女神》、是《黃河大合唱》的繼承和發展。賀敬之的詩作《放聲歌唱》《三門峽一梳妝臺》《雷鋒之歌》《十年頌歌》《桂林山水歌》和郭小川的《甘蔗林一青紗帳》《祝酒歌》《大風雪歌》《廈門風姿》《戰臺風》《秋歌》《春歌》,詩集《昆侖行》等詩作或詩集中都有充分的顯現。

新中國初創時期至"文革"以前,賀敬之和他的戰友郭小川是人民所喜愛的詩人,他們的作品一出現,往往好評如潮,甚至掀起一股股熱浪,刮起一陣陣旋風,他們被稱為我們時代的"鼓手"、“‘開一代詩風的詩人”。這是因為他們以詩的語言代表并啟示了人民對生活的思索,他們始終不懈地以睿智的思想在為年輕的人民共和國的車輪滾滾向前而吶喊助威,為艱苦奮斗、創造奇跡而站立起來的工農大眾鼓勁。賀敬之是一位創作態度嚴謹,思想敏捷,富于獨創性的詩人。新中國成立以后,他的詩作數量不算很多,但質量高,影響大。他善于在學習民歌、古典詩詞和"五四"以來新詩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吸取外國詩歌的特點,根據時代的需要和民族文學傳統的實際,自創新意,自鑄新辭,以詩意濃郁的藝術形象表現社會生活的重大問題,以深厚真摯的火熱感情歌吟遼闊奇麗的時代風云,詩意壯美,風格豪放,氣勢磅礴;他的詩是催征的戰鼓,時代的頌歌,洋溢著高昂的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回蕩著激越而悠揚的音響。他對我國的詩歌創作,特別是政治抒情詩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老詩人臧克家曾熱情贊美《放聲歌唱》:“詩人以個人為主角,用情感的金線繡出了黨的雄偉強大,繡出了祖國土地的壯麗遼闊,繡出了新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而奮斗的英雄形象,繡出了光輝燦爛的未來的遠景……。讀這首詩,像在晴朗的早晨,看到了東方天空的萬道霞光;像在前進的隊伍里,聽到了令人鼓舞的號角。”[3]老詩人徐遲曾熱情稱道《十年頌歌》:“詩人這種灼熱的熱情,這種精神的火焰,燃燒著他的心靈,使這首詩像山谷的回音,像火焰的噴發??吹贸鰜磉@首詩是一氣呵成的,它是這樣緊湊而完整。”[4]

 

郭小川生前曾熱情評價賀敬之其詩其人,他說:“我比較喜歡李白、辛棄疾的一些作品,現代的,則比較喜歡賀敬之的一些作品,就是喜歡他們的抒情,而且是豪情。他們是不同時代的大詩人。”[5]他還說賀敬之的作品是“是很有思想的作品,更是有氣魄的作品,在同代詩人中,他所表現出來的天才,好像還沒有”。[6]。賀敬之在郭小川逝世之后出版的《<郭小川詩選>英文本序》中,對郭小川的人品詩作作了精辟的評價,他說,郭小川的詩“是晨鐘,是號角,是戰歌。他是在中國的大地上,在嶄新的世紀里,從一位畢生為祖國和人民事業而斗爭的忠誠的心靈中發出來的。”而"這顆心深深地和時代脈搏相連,和祖國江山相連,和人民命運相連。它用革命者的赤誠和詩的藝術魅力卷起感情的風云,推動思想的波濤,不可抗御地向你胸前撲來……” [7]賀敬之和郭小川都是從延安走向共和國大門的革命戰士和人民詩人,他們的人生經歷、政治信仰、理想追求以及關于詩歌的浪漫主義理論是基本相同的,他們的創作風格也基本相似,其情誼更是親密無間情同手足,從百花文藝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郭小川家書集》中已有無可辯駁的論證。

(四) “放歌派”詩歌的領銜者。

放歌派詩歌是指以歌頌新時代、新生活為主的詩歌流派,其名得于賀敬之的以《放聲歌唱》為主要審美特征的詩歌集《放歌集》?!斗鸥杓?ldquo;文革”前的1961年出版過一次,“文革”期間的197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根據周恩來總理在出版工作會議上的指示精神再版過一次,而且,賀敬之的代表作長篇政治抒情詩《放聲歌唱》1956年7月在《北京日報》連載之后,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1957年1月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過單行本,可見,其作品在新中國詩壇的影響。

前面二人為賀敬之與柯巖夫婦,后立者為郭小川

放歌派詩歌代表作家中影響最大的兩位詩人是賀敬之和郭小川。郭小川曾說:“我們向往的文學,是斗爭的文學。我自己,將永遠不會把這一點遺忘,而且不管什么時候,如果我動起筆來,那就是由于這種信念推動了我的心血。”[8]可見“文學是斗爭的文學”,文學工作者是“戰斗員”和“突擊者”,是放歌派詩人們的文學信念和理想追求,上世紀80年代賀敬之在《<郭小川詩選>·英澤本序言》中將這種詩歌信念給予了進一步的發揮和完善,他說:“詩,必須屬于人民,屬于社會主義。按照詩的規律來寫和按照人民的利益來寫相一致。詩人的自我跟階級、跟人民的‘大我’相結合,‘詩學’和‘政治學’的統一,詩人和戰士的統一。”[9]。這里幾乎將放歌派詩人們,特別政治抒情詩的詩人們的文學觀,詩美學給予了高度的概括和提煉。放歌派詩歌大都反映重大的生活問題,有鮮明的時代色彩,以歌頌黨,歌頌新生活為主要內容,他們反映生活抒發激情時,不是采取“窺一斑而觀全豹”的側面描寫,而往往是采取正面描寫:雄居其上,統攝全景,大開大合,思接千載,縱橫萬里,神馳古今,造成一種宏大的氣勢,崇高的精神境界;與政治抒情詩反映重大的社會問題相一致的抒情的主體,具有明確的政治傾向性與新中國公民或者共產黨員或革命戰士、革命軍人的自豪感與幸福感,把內心深處強烈的愛憎化成了一個無產階級“詩人和戰士”相統一的壯懷激烈的歌聲,塑造的是“ ‘詩學’和‘政治學’”相“統一”的藝術形象。比如賀敬之在《放聲歌唱》中所塑造的黨的形象就可見其思想之深邃,想象之豐富,創造之新奇。在人們心中,黨是偉大的、神圣的,又是具體的、平凡的,黨是無時不有、無所不在的。如果賀敬之用“母親”“太陽”這些流行的形象來比喻黨就顯得入俗套、無新意、“隨人后”。如何塑造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黨的形象,這確實是擺在新中國詩人面前的一大難題。當時許多詩人都未能很好解決這一問題,只有賀敬之,在《放聲歌唱》中非常理性地在現實生活中發現、選取、創造了獨特的閃射著真理光芒的嶄新形象,塑造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黨的光輝形象:

黨,

    正揮汗如雨!

        工作著——

            在共和國大廈的

                建筑架上!

這一形象的創造性和高明之處就在于:第一,指出了黨的階級本質,黨的形象是一位建筑工人,是一位普通勞動者,他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遠,是平凡與偉大、樸素與崇高的辨證統一,是黨的領袖人物和普通黨員優秀品質的高度藝術概括;第二,這一形象說明黨的工作重心已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詩中用“煉鋼爐”、“農業合作社”、“基本建設的工地”等一幅幅工農業生產建設熱火朝天的蓬勃場景作了有力的烘托。這不能不令人佩服其想象力之敏銳、豐富而新奇。第三,把黨比喻為“共和國大廈"的建設者更合乎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政黨、領袖”的關系,比把黨與人民的關系比喻為太陽和萬物,母親與子女更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真正動力”的論述,因此這一形象不僅在藝術上的創新是空前的,而且對于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政黨、領袖之間的關系是一個極其正確、極其精當的藝術顯現,尤其在思想上是矯正,是豐富,是創新。第四,這一形象具有強烈的警示作用,像一面鏡子,讓一切混進共產黨內的剝削階級份子、叛徒、變節者原形畢露。這一形象創造至今已有60多年了,在當時無與倫比,在現在,仿佛尚無人企及。詩評家李元洛曾這樣評價賀敬之的作品,他說,賀敬之的詩作“風雷奮發,豪邁高揚,情濃似酒,意真如金,過去動人心旌,時至今日也仍然能夠掀動讀者心海的波瀾。”[10]詩評家謝冕在1983年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專著《共和國的星光》中滿懷激情地稱頌賀敬之郭小川的“激情而充滿朝氣的詩句,開創了一代詩風,成為最有代表性的時代風格的詩” [11];在肯定兩位詩人“創作上是嚴肅的”同時,并理性地稱贊賀敬之“是邁著穩重的步子,扎扎實實地前進。賀敬之很少敗筆。這是一個拿起筆來便有烈火驚雷的詩人,卻也是不輕易拿起筆來的詩人。當別人在那里放懷歌唱的時候,賀敬之在冷靜地審視著、思索著。他不輕易歌唱,但總在醞釀著情感的電光雷鳴。他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過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一旦時機成熟,他便筆墨酣暢地放聲歌唱。”[12]我以為這些評價都是合符詩歌創作的實際的。

(五)開創新古體詩創作的新局面

現代詩壇上有不少詩人晚年由寫新詩轉寫古詩不乏其人,如郭沫若、田漢、臧克家、陳毅、阮章競、劉征、梁上泉、劉章等。賀敬之晚年也由寫新詩轉為寫了不少古體詩。不同的是,賀敬之在古體詩的前面加了一個“新”字,既同古體詩有相同之點,又同古體詩有不同之點,其相同處,即如他在《賀敬之文集(2)·新古體詩書卷·自序》所言:“所謂‘合適的較固定的體式’,對我來說,就是這個集子里用的這種或長或短、或五言或七言的近于古體歌行的體式,而不是近體的律詩或絕句”;其不同處,也如“自序”所言:“無需嚴格遵守近體詩關于字、句、韻、對仗、特別是平仄聲律的某些規定”。這就是說這種新古體詩,只是借用“或長、或短、或五言、或七言的近于古體歌行的體式”,而在“關于字、句、韻、對仗,特別是平仄聲律”等方面,較為解放,較為自由,但不像自由詩那樣散漫,要求“節拍(字)整齊,嚴格押韻(用現代漢語標準語言)”。

目前,在大陸和臺灣、香港、澳門,對于如何學習古體詩詞,大體有兩種意見,一種是嚴格按古體詩詞的平仄格律進行創作,認為不如此,便不能稱之為古體詩詞;另一種則認為,不必按其嚴格的平仄格律,學其古而不拘泥于古,師古詩之神,而不囿于古詩之格律。賀敬之關于新古體詩的觀點與后者是一致的,這種觀點在臺灣以已故詩人劉菲為代表,他在臺灣《世界論壇報》主編《世界詩葉》時,就倡導這種古體新詩。我以為學古人作古詩,還是明代宗師袁宗道說得好:“學其意,不必拘泥字句也”。學其意,而不拘泥其字句者,在當代詩壇,特別是新時期以來在海內外華人作家中大有人在,有的寫這種古體新詩取得了很大成績,令人矚目,如臧克家、賀敬之、劉征、鄭伯農、丁芒、李汝倫、劉章等的古體詩詞可作代表。為什么說,賀敬之開創了古體新詩的新局面呢?

作者在接受電視采訪(張龍飛攝)

第一、以其詩品人品推波助瀾讓新古體詩創作成為一種潮流。

新古體詩不少詩人都進行過創作,如郭小川的“原無野老淚/常有少年狂/一顆心似火/三寸筆如槍/流言真笑料/豪氣自文章/何時還北國/把酒論長江”(《五律一首》);如臧克家的“塊塊荒田水和泥/深耕細作走東西/老牛亦解韶光貴/不待揚鞭自奮蹄”(《老黃?!?等都是著名的古體新詩,不過,他們未在“古體詩”前冠以“新”字;不像賀敬之這樣自覺地系統地推出這樣多的古體新詩,而且又有較為系統的創作理論;加之,他在當代詩壇的獨特地位和影響力,因此使這種詩體得以發展壯大,形成一股潮流,這同他身體力行的推波助瀾是分不開的。。

第二,努力實踐毛澤東同志關于新詩“出路”和新詩“詩體式”的構想。

毛澤東同志不僅是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軍事家、戰略家,而且是偉大的預言家,是學貫中西的偉大詩人。他對詩歌的構想、評論與期盼同他對中國社會歷史的分析一樣大體是合乎實際情況的,因為他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他說:“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的詩來”。[13]他還說:“將來的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引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14]賀敬之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忠實實踐者。他的新古體詩的創作也是對毛澤東關于詩歌發展理論的一種實踐和印證。

第三、讓新古體占領了陣地且爭奇斗艷。

五四時期胡適倡導白話新詩,功不可沒,但新詩真正占領陣地讓人們心悅誠服的則是郭沫若的《女神》,即如聞一多所說:“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呢”。[15]而新古體詩真正由占據詩壇的一席之地到與其他各種詩體并立詩壇,應該說是由賀敬之1976年11月創作新古體詩《飲蘭陵酒》開始,這之前他只有少量古體新詩,此后才大量創作發表,尤其是他的新古體詩集《賀敬之詩書集》《賀敬之詩書二集》《心船歌集》陸續出版之后,更是在詩壇引起一陣陣波瀾。新古體詩開創的新局面不僅是由于賀敬之在文壇詩壇的影響力,親和力,更重要的是他的新古體詩的創作是精品,是力作,具有極大的感召力和示范作用。比如:

幾番沉海底,

萬古立不移。

岱宗自揮毫,

頂天寫真詩。

        ——《登岱頂贊泰山》

我認為,賀敬之詩歌的浪漫主義特征表現為三點,一是浪漫主義激情,二是浪漫主義理想,三是“大我”和“小我”的結合。這首詩就具有這些特征,寫泰山的成因,寫泰山的精神,寫泰山歷經磨難,矢志不渝,頂天立地激情澎湃地抒寫真詩,這既是寫一位頂天立地,堅強不屈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也是寫我們偉大堅強的中華民族、偉大堅強苦難輝煌的中國共產黨,也是作者畢生的理想追求,是“大我”和“小我”的巧妙融合,此詩可謂絕唱,可謂詩中極品、神品。像這樣的詩還不少,比如“千劫河未殤,萬代城不朽。猛志越山海,偉哉老龍頭!”(《詠龍人頭》)也屬此類。再如:

東郎西郎江邊望,

大姑小姑秋波長。

望穿青峰成明月,

詩仙卓筆寫月光。

        ——《陽朔風景》

大凡讀過“云中的神啊/霧中的仙/神姿仙態桂林的山//情一樣深啊/夢一樣美/如情似夢漓江的水”的人無不為詩人超凡的想象,奇特的比喻所驚嘆,所折服,現在讀《陽朔風景》再一次令人為詩人豐富的想象和神奇的詩句所傾倒。這里把漓江、陽朔境內的六座山:東郎山、西郎山、大姑山、小(玉)姑山、明月山、卓筆峰連綴在一起,運用擬人、夸張、比喻、借代等手法,寫了一個美麗動人、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讓人們從中體味、想象陽朔之美。“大姑小姑”的“秋波”之“長”竟然“望穿”了“青峰”,化為美麗的“明月”,以至于感動詩仙李白為之寫詩作詞。歷史上李白未到過陽朔,便說卓筆峰為李白之筆所化,故而有“詩仙卓筆寫月光”的佳句;過去只有“望穿秋水”,而賀敬之卻寫“望穿青峰”,以此彰顯“秋波”之“長”,情愛之深。這首詩和《桂林山水詩》相比,《桂林山水詩》是自由體詩,《陽朔風景》是新古體詩,前者豐富,后者精煉;前者熱烈,后者清醇;前者豐盈,后者集中;前者以虛寫實,后者以實寫虛,但兩者都是創新,都是前無古人的獨一無二的詩情美,畫意美,抒發了詩人對祖國河山的鐘情、真情、愛情、深情。

作者(右)與賀老(左)在一起

在賀敬之眾多的新古體中有贈友的,有詠物的,有寫景的,有抒情的,有說理的,但都跳動著一個革命戰士為國為民的心,都傾注著一個人民詩人愛國愛民之情,都堅守信仰,捍衛真理,是形、情、理的有機結合。比如《游石林》這首詩就是一首詩的哲學或哲學的詩,可與艾青的《光的贊歌》媲美:

覽史憶戰陣/訪滇游石林/揮杖指萬象/走馬閱千軍/向天皆自立/拔地深連根/入林識戰友/叩石聽友心/問石立何位/問林何成因/結群基一我/眾我成大群/主、客二體合/個、群互為存/天運此正軌/人運亦同輪/崢嶸井岡路/風雨天安門/正、反思得失/“人”字論紛紜/忽見“救世”者/大言指迷津/西寺討舊簽/何詡“啟蒙”新?/廢己固遭禍/唯私必沉淪/中華再崛起/大振我國魂/撥亂非易幟/石林響正音/感此熱血沸/挽石入人林!

這首詩把詩人、戰士、個人、集體和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把哲理、形象、詩情合而為一,把大自然變化的規律與中國社會發展的軌跡聯系在一起,贊頌“崢嶸井崗路,風雨天安門”,批判“西寺討舊簽 ,何詡“啟蒙”新”的錯誤思潮,指出否定革命歷史必將使親痛仇快:“廢己固遭禍,唯私必沉淪”。號召人們為了“中華再崛起/大振我國魂”,特別告誡人們“撥亂非易幟”,千萬不要走上“易幟”的邪路。我們說具有詩史品格的作品,就是詩、史、思三者融為一體,既具有形象的詩意美,又具有永恒的藝術價值,還要給人以深刻的哲理思考。這首詩就具有這些特點。

由上觀之,賀敬之的新古體詩,是對我國古代優秀文化遺產的繼承、發展和創新。如果說,他的《放聲歌唱》《雷鋒之歌》《中國的十月》《八一之歌》是外為中用的典范,那么,他新時期創作、倡導的古體新詩便是古為今用的樣品,有些作品既具有蘇軾、辛棄疾的豪放之氣,又具有李白詩歌和毛澤東詩詞的浪漫主義精神,是《放聲歌唱》《雷鋒之歌》浪漫主義精神的延續,是當代詩壇的又一品種的詩歌奇葩。他是新時期開創新古體詩嶄新局面的當之無愧的的旗手。

以上就是賀敬之對中國新文學的巨大貢獻。 

本文圖片除署名者外,均為作者提供

[1] 劉云山:《給賀敬之文學生涯六十五周年暨文集出版研討會的賀信》,《詩刊》,2005年第3期。

[2] 臧克家:《毛澤東詩詞鑒賞·前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頁。

[3] 臧克家:《克家論詩?談賀敬之同志的幾首詩》第321頁,文化出版社1985年出版。

[4] 徐遲:《<祖國頌>序》,《祖國頌》,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4頁

[5] 郭小川:《談詩·談詩書簡(三十七)》,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96頁。

6 郭小川:《談詩·談詩書簡(四)》,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頁。

[7] 賀敬之:《<郭小川詩選>英文本序》,見《賀敬之談詩》,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頁。

[8] 郭小川:《談詩·權當序言》,上海文藝出版社1978年版,第102-103頁。

[9] 賀敬之:《<郭小川詩選>英文本序》,見《賀敬之談詩》,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頁。

[10] 李元洛:《賀敬之專集·豪情如火氣如虹》第167頁,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11] 謝冕:《共和國的星光·和新中國一起歌唱》,春風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頁。

[12] 謝冕:《共和國的星光·和新中國一起歌唱》,春風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65-66頁。

[13] 1858年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談話

[14] 1965年毛澤東給陳毅的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

[15] 聞一多:《聞一多全集》第三冊丁集第185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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